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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禁止盗墓的法律，先秦时已出现。如《吕氏春秋·节丧》中写道，厚葬风习一时盛行，于国家越来越大，家庭越来越富，陪葬就越来越丰厚，“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，犹不可止”。可知当时对于盗墓，已经有“以严威重罪禁之”。汉代严禁盗墓的法律，也见诸史籍。《淮南子·氾论》中有：“天下县官法曰：‘发墓者诛，窃盗者刑。’此执政之所司也。”据说立秋之后，司寇之徒不断上门搜查，遇到盗墓的当街砍死，血满街市，可知执法之严格。张家山汉简《二年律令》中的《盗律》明确规定，“盗发冢”与杀人、伤人致残、敲诈及拐卖人口等同罪，都应处以磔刑。

　　《北齐律》中规定了危害封建国家根本利益的十种最严重的犯罪，即“重罪十条”。其中图谋毁坏皇帝的宗庙、陵墓及宫殿的犯罪行为位列第二。对其要处以最严厉的刑罚。而且如果是统治阶级内部成员犯此罪。不得适用其享有的减轻处罚的特权制度：八议和以财赎罪。隋代的《开皇律》与《北齐律》一脉相承，其创设的“十恶”之罪吸收了“重罪十条”的大部分内容。此后这项规定被历代统治着沿用至清末，即所谓“十恶不赦”。

　　到了唐朝，对盗墓的量刑定罪繁复细致，刑名轻重，粲然有别。《唐律疏议》卷一九对“发冢”者处以刑罚的明确规定：抇墓者流放，已开棺椁者绞，已开墓但中止犯罪的，徒刑三年。因所盗物品不同、是否毁坏尸身等因素而刑罚又有不同。比如盗死者衣服，罪减一等，盗墓砖，等同一般盗窃罪，而“诸盗园陵内草木者，徒二年半。若盗他人墓茔内树者，杖一百。”

　　之所以盗墓的种种行为在前现代的各朝律令中处罚规定如此繁复，跟中国古代文化的生死观大有关系。死在中国古代是一件礼制森严的大事，“天子死曰崩，诸侯曰薨，大夫曰卒，士曰不禄，庶人曰死。”身份不同，陪葬、树封、仪式就不同，那盗不同的墓自然量刑不同，再考虑盗墓的主观动机，那就更复杂。

　　有盗墓是为了报仇的，比如伍子胥；有盗墓是为了政治作秀的，比如传说项羽盗秦始皇陵是为了谴责暴政；也有图财的，比如曹操手下摸金校尉抇墓索物以充军饷；也有为了玩的，比如广川王刘去。再者，盗自己家墓和盗别人家墓又有不同，盗自家墓等同恶逆，与殴打或杀害祖父母、父母一个性质，盗自家父系长辈的墓还是盗母系长辈的墓也有不同。